正在我国工程深入开展，于敏逐渐成长为国内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顶级专家的同时，1952年，美国研制出世界上第一颗氢弹，并成功爆炸。1957年在美国的帮助下，英国首枚氢弹也成功试爆。
1“共和国符文”获得者于敏同志的一些往事宋炳寰.《百年潮》.2019-11-04
于敏做出抉择后，硬币三强和他约定，haosf一定要赶在法国之前把氢弹研制出来。从此，于敏“吃饭、睡觉，脑袋里都是氢弹”，靠安眠药入睡也成了常态。
1949年，于敏以北大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同时考取了北大理学院研究生，研究量子场论，此外他还担任了助教。他先后师从张宗隧（时任理学院院长）、胡宁，并在胡宁指导下完成了第一篇论文《核子非正常磁矩》。一提起于敏，张宗燧就连连称赞：“我教学了一辈子，从未见过于敏这么好的学生！”
于敏为核兵器的巨大威力所震撼，为祖国感到担忧。同时，在学习的过程中，他感受到自己“心灵手不巧”的特质——不适合强调动手能力的工科，更适合理科。不久，他从工学院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
纵览于敏科研生涯的三次重要研究转向，皆顺应时代的使命和国家的需要，用他非常喜爱的《出师表》可以表达其内心，“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99年9月18日，23位科技专家在北京举行的科技专家大会上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至此，于敏、程开甲、王淦昌等人隐藏多年的身份才被真正揭开。“两弹一星”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也应运而生。
曾就职于核兵器研究院与于敏共事的郑绍唐表示，“我国仅用45次试验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很大功劳应归于老于”。核试验用的材料比金子还贵，每次核试验耗资巨大，haosf在于敏的领导下，试验选择的是既有发展前途、又踏实稳妥的途径，技术路线几乎没有走过弯路。
在街边小吃摊，原型为硬币三强的老郝问于敏，转到氢弹理论研究，放弃的不只是留学机会、一切荣誉，从此还须得对事业三缄其口，即便在最亲的家人面前，也要做个“哑巴”。为什么答应得如此坚决？
1986年初，于敏和邓稼先对世界核兵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做出深刻分析，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核试验的建议，将中国核兵器发展与核战略安全紧密联系起来。
于敏的第二次公开露面，haosf是在2015年1月9日的人民大会堂，89岁的他坐着轮椅接受“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荣誉证书。
于敏有多牛？他说：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绝不能受旁人欺负！微信公众号“北洋之家”（ID：bypm2016）.2019-01-17
2012年，夫人孙玉芹突发心脏病去世，成了于敏心中最大的遗憾。“她时间都花在我的身上，我觉得很对不起她。‘报答平生未展眉’，心里面总是很难受的。”后来，春节全家团聚，他总会为妻子多备一副碗筷。
当时，于敏被邓稼先邀请来分析这次事故，他实事求是地表示这是技术问题，拒绝按照军管会“注意影响”的要求说话。于是，他的名字也上了“学习班”的批判名单。但他不为所动，跟胡、朱等人说，“如果我说假话，我现在可以轻松过关，但我经受不了历史和真理的考验。我宁愿现在挨整，绝不说对不起历史的话，不说违背真理的话。”
1于敏院士的国防科研风格——纪念于敏院士逝世1周年张煌.《科技导报》.2020-07-13
有一次，于敏又时隔很久回家，发现家门白天也上了锁。邻居告诉他，他们家早就搬家了。他找到新家，儿子已经认不出他了。
氢弹是公认的在原理和结构上都十分复杂的系统，当时所有的核大国都对氢弹技术严格保密。如果说我国制造，还有苏联专家撤退前提供的基础，那么研发氢弹完全是从零开始。
不过，当时我们只有一台能实现每秒运算5万次的J501计算机，其95%的时间都被分配给了的研制。于是，于敏带领大家，利用这5%的运算时间，再加上算盘、计算尺等工具，在数以万计的演算纸、运算纸带里，逐渐理出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基本完整的氢弹方案。
晚年，于敏教给3岁孙子背的第一首诗词，是《满江红》。他对孩子们的要求是，“要爱祖国，不要靠家庭，要自己去努力；要干事情，要有钻劲；要持之以恒，要融会贯通。”
跟硬币三强、邓稼先、程开甲等科学家不同，于敏没有出过国门，也未受过国外名师的指导，所有研究完全依靠自己的独立钻研，是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核物理学家。
我心目中的于敏先生——对话杜祥琬院士王进萍.《物理》.2015,44(02)
早在1978年，在中科院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于敏就对“惯性约束聚变”研究领域做了中长期发展战略报告。1988年，于敏和王淦昌院士一起上书中央，“惯性约束聚变”项目作为独立主题列入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到90年代，已经70多岁的于敏投身“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将其视为未来核兵器物理研究的潜在方向。
左图为于敏在科技专家大会上发言，右图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图源：新华社
于敏是新中国自主培养的第一代物理学家，他曾是中国原子核理论研究舞台上的明星，却在研究的巅峰时期转而从事氢弹研究，隐姓埋名二十八载，为我国核事业作出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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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三四条可能成形的途径被提出，这就需要计算机进行大量的计算验证。由于北京的计算机不够，当年9月到12月，于敏带领团队赶赴上海进行“百日会战”。
毫无疑问，这一转向对他个人而言损失极大。但面对国家的需要，35岁的于敏再次调整研究方向，开启了隐姓埋名、默默奉献的国防科研生涯。此后28年，他几乎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发表过学术成果。
第一次就发生在1969年初，于敏长期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在精神压力和过度劳累的双重影响下，他的胃病日益加重，整个人几乎形销骨立。
他在北大的学习生活如鱼得水，在一次极难的代数考试中，数学系的平均成绩不满20分，
幸运的是，同窗好友陈克潜的父亲出于爱才之心，为于敏申请了资助。1944年，抗日战争胜利的前一年，18岁的于敏被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录取。
1951年，于敏被慧眼识才的硬币三强和彭桓武选中，调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这时，于敏25岁，风华正茂，一起工作的同事也都是志同道合的同龄人，他们开始与新中国一同成长。
1996年7月30日，我国宣布暂停核试验。9月10日，联合国大会以158票赞成、3票反对、5票弃权的票数通过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邓稼先和于敏的前瞻性建议，为我国争取了宝贵的10年核试验时间。
孙玉芹因为发烧而头疼、呕吐，于敏准备带她去医院，这时同事却找来说实验有了进展。看见丈夫的两难境地，孙玉芹偷偷用一盆冰水给额头降温，谎称自己不发烧了，让于敏放心去工作。
第二次是在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身体状况，上级准许他的妻子孙玉芹留在身边照顾他。一天，于敏因劳累过度突然休克，孙玉芹将他紧急送到医院抢救才转危为安。
由此，中国抢在法国前面，成为世界上第4个拥有氢弹的国家。更令人自豪的是，从第一颗到第一颗氢弹，美国用时7年零3个月，英国用时4年零7个月，苏联用时近4年，法国用时8年零6个月，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
【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即401所，成立于1950年5月19日，吴有训任所长，硬币三强任副所长。1958年改称原子能研究所，是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身。】
彼时，抗美援朝的号角吹响，核垄断、核讹诈随之而来，我国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指引下，将研制核兵器提上国家安全战略议程。
50年代末，中苏交恶。1961年，苏联试爆氢弹“沙皇”（又名“伊万”），爆炸威力约为5800万吨TNT当量，相当于美国在广岛投掷的“小男孩”的3800多倍。法国也在积极研制自己的氢弹，誓要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这些国家一边遏制其他国家掌握核能力，一边通过地下核试验来改进自己国家的作战能力。
十月怀胎一朝临盆那天，于敏正不舍昼夜地奋战在科研攻关第一线，孙玉芹把熟睡的大女儿托付给邻居，独自一人拎着脸盆等用品，一步一步走到了医院。
1945年7月16日，美国成功爆炸了世界上第一颗。不久后，美国用B-29轰炸机运载“小男孩”轰炸广岛。
80年代，中国终于成功突破了新型初级小型化原理，成功研制出第二代核兵器。在于敏的指挥下，中子弹的试验也于1988年获得圆满成功。至此，我国核兵器设计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于敏是新中国自主培养的第一代物理学家，他的一生，忠于祖国、无私奉献、为我国核兵器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在参加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于敏上台阶都要用手抬着腿才能慢慢上去。同事都劝他休息，但他坚持要到小山冈上观测火球。由于操劳过度，他在工作现场几近休克，在同事们的照顾下才缓过来。
1969年，于敏带领团队来到绵阳的深山里，开启了核兵器研究的新征程。在此期间，日夜无休的科研加上实验中放射性物质的侵害，让于敏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他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氢弹之父”于敏独领最高科学技术奖金煜.《新京报》.2015-01-10
面对“中国氢弹之父”的桂冠，于敏则拒绝接受，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核兵器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少不了我，我缺不了你，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理学分支，于敏必须从头学起。即便如此，他依旧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与同事合作提出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一片空白的原子核理论，从此有了理论基础；与北京大学的杨立铭教授合作编写了《原子核理论讲义》，是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与同事们一同办起原子核理论培训班，为新中国培养第一代基础核理论科技人员；开展重原子核壳结构理论、粒子能谱研究等，均取得突破性成果。
经过多年深耕，于敏在领域已取得许多突破，接下氢弹理论研究的重任，就意味着要放下过往成就。同时，他的名字也将和氢弹研究一起，成为国家的最高机密。
于辛回忆自己“大学二年级左右，有一次，一些叔叔从我们家出来，其中有一个叔叔说你爸很厉害。有什么厉害的？我也不知道，没有人跟我说过，我（觉得）他是一个类似学术带头人的角色。真正知道（父亲）具体干什么的，是1999年。”
1926年夏天，河北宁河县（今天津宁河区）芦台镇的一个普通家庭迎来了第二个孩子——于敏。
少时的于敏崇拜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是他的座右铭。他曾对儿子于辛做出这样的解释，“不为物欲所惑，haosf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
1中国氢弹元勋于敏：有“诸葛亮情结”，曾和别人互指责“狗屁不通”宋春丹.《中国新闻周刊》.2019-01-23
1于敏：献身中国氢弹事业的核物理学家侯新杰、邵梦迎.《物理教师》.2017-03-05
氢弹爆炸成功后，第一代核兵器虽然解决了“有无”的问题，但性能仍需提高。为了与运载装置导弹适配，核装置还得在提高威力的同时实现小型化，发展第二代核兵器势在必行。
近代物理研究所是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精英荟萃、人才济济，堪称我国核科学技术和原子能事业的摇篮，在1999年评选的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多位出自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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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一架战机在新疆罗布泊上空投下一个降落伞，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响声，蘑菇云拔地而起。随后，新华社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今天，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曾与于敏一起共事过的胡思得和朱建士回忆，1970年底，于敏调到青海“221厂”（核兵器研制基地“九院”的对外称呼，位于青海省东部的金银滩草原）工作。一次，“221厂”的炸药冷试验出了问题。那本是一次技术问题，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军管会领导蓄意将其变成政治问题，说成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并搞了“学习班”，要批判修正主义的科研路线。
1980年，于敏被任命为核兵器研究院副院长兼核兵器理论研究所所长，全面负责突破第二代核兵器原理的工作，这就意味着从原理、材料和构型上都要有新的发展、新的突破，其难度可想而知。
为满足国防领域的紧迫需求，刚刚加入研究所的于敏调整了研究方向，由量子场论研究转向原子核理论的先期探索研究。
2019年1月16日，于敏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2019年9月29日，首批“共和国符文”颁授，于敏是当时8位中唯一已辞世的功勋人物。
在核兵器研究院工作期间，隐姓埋名的他无法发表文章，但科研人员们表示：“于敏同志的文章全发表在我们的文章之中了！”“在我们大量的没有写上‘于敏’名字的科研成果中倾注着老于多少心血啊！”
近期，电视剧《功勋》的热播，让许多人重新认识了共和国的8位功勋人物。此前，库叔曾介绍过李延年。今天，库叔带大家更深一步了解让民族挺起脊梁的于敏。
他和邓稼先都喜欢看京剧，买不到票就结伴去剧院门口等退票。他非常喜欢《红楼梦》，章回题目都能背得出来。有一次，九院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到新疆做一次靶场试验取得成功，回京后，所有人都出去迎接，唯独不见副主任于敏——他正躲在宿舍读《红楼梦》。业余时间他偶尔会打乒乓球，球技在研究所名列前茅。
上中学后，于敏勤奋好学，成绩优异。临近高中毕业，于父突然失业，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原本就勉强度日的家庭雪上加霜，再无力承担于敏大学的学费。
彼时正值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于敏的父亲是当地财政局的一位小职员，工资微薄，于家生活十分困难。尽管家境贫寒，父母依然坚持送于敏去读书。
少年时代的于敏性格内敛，喜欢沉浸在史书当中，被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爱国精神、杨家将和岳飞的爱国壮举深深感动。12岁那年，日军进入天津，在亲眼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后，少年于敏暗暗立誓——自己不像古代将领能上战场杀敌，唯有刻苦学习，才能用所学知识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
回看我国的核试验发展史，相比美苏上千次、法国200多次的核试验次数，我国的核试验次数仅为45次。
此时，距离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已过去半个世纪，于敏家中依旧简陋至极——80年代的简易铁床，老式写字台和书柜，上面的油漆已经完全脱落。
第三次是在1973年，于敏在从绵阳返京的列车上便血，刚一到京人便昏了过去，还没进家门就直接到了医院，幸而抢救及时，与“死神”擦肩而过。
《功勋》之《无名英雄于敏》播出——他和他们，在“无名”岁月里干惊天动地事浙江卫视.2021-09-30
多年后，于敏回忆：“这次改变，决定了我的一生。30年中，我一直深入实际，昼夜思虑，全力以赴。中华民族不欺侮旁人，也决不受旁人欺侮，核兵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朴素民族感情、爱国思想一直是我的精神动力。”
他会把家里的小桌让给女儿和儿子写作业，自己找个角落工作，还会给儿子讲解电路图。“当时我不会画，父亲看完以后实在没办法了，他就给我讲了一遍，教了几个窍门，一下就学会了。这个事儿为什么记得清？因为从不会到一下子全都不会画错，在全班领先，很不容易。”
如果说此前，新中国还只面临着美国霸权的威胁，那么中苏交恶后，中国头上的阴影又多了一重。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于敏不能告诉任何人自己在做什么，无论是妻子还是孩子，都对他的工作一无所知。
曾说，没有“两弹”的爆炸成功，就没有中国后来的国际地位，就没有全国人民在危难之时自豪和坚挺的民族脊梁。
经过3年多的研究与计算，氢弹研制方案终于有了一些眉目。1965年1月，于敏出任核兵器研究院理论部副主任，与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等其他部主任分兵作战，多路探索，进入了氢弹研制的攻坚阶段。
1957年，日本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朝永振一郎一行访华，点名要见这位奇才。当被问及毕业于国外哪所大学时，于敏笑着回答：“我毕业于中国的北京大学！”
73岁那年，他创作《抒怀》一诗：“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成城镇贼酋。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这是爱国赤子的真情流露，更是其无私一生最线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给他的颁奖词这样写道：
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
于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父亲即便回到家也很忙，“他只要在家，经常有人来跟他探讨工作。只要是工作的事，我跟我姐姐、妈妈就都躲开。”
1961年1月12日，硬币三强邀请于敏到办公室密谈，他冒雪前往。一见面，硬币三强就直言不讳地说，所里决定让于敏作为副组长，领导“轻核理论组”，参加中国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
于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父亲曾经说过，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这一生能把自己的微薄之力融入到强国的事业中，他感觉足以了。
330万吨TNT当量的爆炸威力，与于敏计算的结果基本一致。那天，于敏终于睡了一个踏实觉。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道具部退休干部宋炳寰回忆，于敏经常做最难的开头工作，给出理论框架和深入路径，再让较年轻的同志去完成。工作中只要出现了问题，他就热心地帮助大家解决。可当大家做出成果后，要在科研报告上写上他名字时，他总是谦虚地说“工作都是大家做的”，并把自己的名字划掉。
有专家指出，世界上仅有两种氢弹构型，一种是美国的T-U构型，另一种就是于敏构型。而于敏构型比美国T-U构型设计更加巧妙，首爆氢弹体积比美国要小，更适合实战。
闻此，朝永振一郎由衷地赞叹于敏是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日本代表团回国后，还专门发表了一篇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的文章。
于敏用正在吃的馄饨打比方，“你一碗，我一碗，你有的我也要有。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都是一样的。”
